慈禧太后一度垂帘，三次训政 ，前后掌晚清政权四十七年，是清朝同光两朝的实际统治者。
执政初期，她整顿吏治，重用汉臣，获取列强支持，先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使清王朝获得暂时的稳定。同时兴起的洋务运动，使近代工商业获得初步发展。同治帝崩逝后，她择咸丰帝之侄载湉（光绪帝）入继大统。慈安暴卒、奕䜣被免后，慈禧得以独掌大权。期间一度归政，但在戊戌政变后再度训政。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利用其斗争对列强宣战，引发八国联军侵华。两宫回銮后，相继实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企图挽救王朝危机。
因此，在我们的印象里，慈禧太后能在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的清朝，稳稳坐在最高处将近半个世纪，大到她能三番两次换皇帝、废规矩、杀大臣而不倒，应该是晚清权力最大、最威风的女人。
可是，世事哪里有这么简单？
慈禧这一辈子，其实一直在跟各种力量较劲。有时候她赢了，赢得风光无限。也有时候她输了，输得心里憋屈，表面上还得装作没事人一样。就算是在她最风光的时候，也有几股力量在暗中拉扯着她，让她不能彻底撒开了手脚。
一
咸丰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发生了整个晚清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件事。
这年的八月，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死了。当时大清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英法联军刚打进北京没两年，《北京条约》签了，大量的赔款压得朝廷喘不过气，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还在继续闹腾。咸丰在位十一年，几乎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最后客死在热河，年仅三十岁。
他死的时候，身后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载淳，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咸丰临死前也动了一番脑筋。他知道儿子太小，没法亲政，就指定了八个人做顾命大臣，领头的是肃顺。这八个人的任务，就是在小皇帝成年之前代理朝政。同时，咸丰还做了另一个安排：他把两枚印章分别交给了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一枚叫“御赏”，一枚叫“同道堂”。咸丰规定，以后所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谕旨，必须同时盖上这两枚印章才算有效。
载淳年幼，“同道堂”那枚印实际上落到了他生母——慈禧手里。
慈禧当时多大？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年轻寡妇，面对的是八个老谋深算的顾命大臣，加上一个跟她一样被尊为太后的慈安。慈安比她年长两岁，是咸丰的正宫皇后，地位在她之上。
肃顺这帮人，压根没把这两个年轻女人放在眼里。特别是肃顺，为人跋扈，据说在热河行宫的时候对两宫太后态度非常傲慢，甚至传出过这样的话：两个女人能翻起什么浪来？
可是肃顺忘了一件事——朝廷里还有一个被他们排斥在外的重要人物，就是恭亲王奕訢。
奕訢是咸丰的弟弟，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按道理说，他应该是皇室里最有资格参与辅政的人。但咸丰生前就不太信任这个弟弟，加上肃顺这帮人从中作梗，奕訢被彻底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只能留在北京处理善后事宜。
慈禧看准了这个突破口。
她暗中派心腹太监安德海潜回北京，联络上了奕訢。奕訢本来心里就有气，一拍即合。两人商定，等咸丰的灵柩从热河运回北京的时候动手。
接下来的经过，在很多书里都有记载。肃顺护送咸丰灵柩走得慢，慈禧慈安带着小皇帝走小路先行回京。一到北京，慈禧就召见留在京城的大学士周祖培等人，当众哭诉八大臣如何欺辱她们孤儿寡母。周祖培顺势接了一句“何不重治其罪”，于是，诛杀八大臣的理由就有了。
十一月二日，奕訢带兵逮捕了载垣和端华。肃顺在护送灵柩的路上被抓，几天后被处死。八个顾命大臣，三个掉了脑袋，剩下的发配的发配，革职的革职。
这件事史称辛酉政变，也叫祺祥政变，因为咸丰死后定的年号本来是“祺祥”，政变之后改成了“同治”。
这件事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慈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上位，是靠联手慈安、拉拢奕訢才成功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她的权力就不是绝对的，而是靠合纵连横换来的。
二
政变之后，清朝建立了一套新的体制——垂帘听政加议政王辅政。
具体来说就是：慈安和慈禧两位皇太后在帘子后面听政，恭亲王奕訢担任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内外奏折先由两宫太后过目，然后发交议政王和军机大臣拟批，再呈两宫太后审定。这个安排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清的最高权力分成了三块：慈安一块、慈禧一块、奕訢一块。
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这叫“一国三公”。
很多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以为垂帘听政就是慈禧一个人坐在帘子后面发号施令。其实不是的。在光绪七年慈安去世之前，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坐在帘子后面的，是两个人。慈安坐在慈禧的上首，地位更高。
慈安这个人有意思。她不像慈禧那么热衷政务，性格也相对温和。但别以为她就是个摆设。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慈安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且她手里有一张王牌——她是咸丰的正宫皇后，从名分上说，她比慈禧高一头。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慈安的分量。同治八年，太监安德海奉慈禧之命出京南下办事。安德海仗着慈禧的宠信，一路上招摇过市，勒索地方官员，搞得沿途鸡飞狗跳。到了山东境内，山东巡抚丁宝桢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太监给抓了，并且下令就地处斩。
这件事放在清朝祖制里，丁宝桢其实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清朝对太监管得非常严，顺治年间就立了规矩：太监不许干预政事，不许交结官员，违者凌迟。但同时也规定，太监犯法只有内务府有权处置，地方官不能擅自处斩。丁宝桢这么做，等于是两头都不太合规矩。
关键在慈安的态度。据记载，慈安得知此事后，明确表态支持丁宝桢，认为安德海死有余辜。在慈安的力主下，朝廷不仅没有追究丁宝桢的责任，反而嘉奖了他。
慈禧呢？据说她当时气得不行，可是毫无办法。慈安点了头的事，她翻不了。
这件事其实挺能说明问题的。安德海是慈禧最亲近的心腹之一，当年在辛酉政变中替她跑腿联络奕訢，立过汗马功劳。可是当犯事之后，慈禧也保不住他。原因无他——慈安不同意，祖制不同意，满朝大臣也不同意。慈禧在这件事上的无力感，大概是她早年经历的一个深刻教训。
从那以后，慈禧学聪明了。她后来重用李莲英，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路子。李莲英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低调。他对谁都客客气气，尤其对光绪皇帝毕恭毕敬，从来不摆谱。光绪被软禁在瀛台之后，李莲英去送东西，都是恭恭敬敬地站着回话，脸上从来不露一点骄色。慈禧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既能办事，又不给她惹麻烦。
安德海的死，表面上看是大太监倒霉，骨子里反映的却是慈禧在慈安面前吃亏、在祖制面前碰壁的真实处境。
三
慈禧和奕訢的关系，那就更有意思了。
在辛酉政变刚成功的那段日子里，两宫太后和议政王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奕訢虽是亲王，但议政王这个头衔让他有了主持军机处的实权，加上他本人确实有能力，一时间成了朝廷的实际操盘手。1864年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覆灭，大清局面为之一振，这段时期史称“同治中兴”——这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正是奕訢和他倚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批务实派大臣。
但慈禧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贯穿了她的一生：她不能容忍任何人威胁到她的位置。不管这个人是她曾经的盟友，还是她的至亲骨肉。
奕訢越能干，慈禧心里就越不舒服。更何况，奕訢是亲王，是道光皇帝的亲儿子、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在朝野上下威望很高。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慈禧的地位天然就构成一种挑战。
矛盾的激化发生在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一个叫蔡寿祺的日讲起居官上了一道折子，给奕訢列了四条罪状：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说实话，这四条罪状没有什么硬证据，很多都是捕风捉影。但慈禧抓住了这个机会。
她撇开军机处，直接召集大学士周祖培等人，逼迫他们议处奕訢。周祖培他们吓得不敢说话，最后只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来搪塞。但在慈禧的坚持下，最终她还是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谕旨，将奕訢的议政王头衔革去。
这一下子闹大了。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许多大臣上书保奕訢。就连惇亲王奕誴也站出来为六弟说话。面对巨大的压力，慈禧只好做出妥协——恢复了奕訢的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职务，但议政王的头衔没再给他。
经此一役，奕訢元气大伤。“一国三公”的格局从此被打破，慈禧在权力天平上开始占据上风。奕訢虽然还在主持军机处，但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后来有人形容他从此变得“遇事但求无过”，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放手做事情。
到了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慈禧再次拿奕訢开刀，以“萎靡因循”为由，将他和整个军机处全班人马一起罢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申易枢”。从此，奕訢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回家赋闲了整整十年，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被重新起用，但那时候他已经老了，精力不济，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不过话说回来，慈禧虽然斗倒了奕訢，但她自己没有能力像奕訢那样操持全局。奕訢被罢之后，她倚重的是醇亲王奕譞。奕譞是什么人呢？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也是慈禧的妹夫。听起来关系很近，但奕譞跟奕訢不一样，他没有奕訢那样的格局和能力，也缺乏奕訢在朝堂上的威望。用他来取代奕訢主持军机处，只能说是一种妥协，谈不上是什么棋高一着。
从奕訢的起伏来看，慈禧确实赢了。但她赢的是一场内部的角力，赢的是个人权威的巩固，而不是什么对国家有利的胜利。奕訢被扳倒之后，朝廷里真正有见识、有能力、有担当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对大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四
慈禧对光绪的控制，那又是另一段让人感慨的故事了。
光绪皇帝，本名载湉，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同治皇帝驾崩的时候才十九岁，没有留下子嗣。按道理，应该从溥字辈的宗室子弟里选一个人过继给同治当儿子，继承皇位。但慈禧没有这么做。她选了自己的亲外甥载湉，那年才四岁，抱进宫来当皇帝。
为什么要选一个四岁的孩子？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孩子越小，她越方便继续管着朝政。至于合不合规矩、合不合祖制，已经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光绪慢慢长大了，到了光绪十三年，他已经十六岁了，到了该亲政的年龄。慈禧宣布“归政”给光绪，但附加了一套所谓的“训政”安排。说白了，就是名义上光绪亲政，实际上大事情还得经过慈禧同意。
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太知道的内幕。
光绪十四年底，军机处拟定了一个《归政条款》，详细规定了归政之后慈禧和光绪各自的权力分配。这个条款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从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日常的中低级官员任免，光绪可以自己决定；但如果碰到重要大臣的任免，必须请慈禧的旨意才能办。而且光绪每天处理的奏折，都要摘录事由呈给慈禧过目。
换句话说，光绪就像一个在公司实习的接班人，名义上当了老板，但大事小情都得汇报给后台坐镇的老太太。他想自己做主，根本不可能。
这种局面持续到1898年，矛盾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一百零三天的时间里，光绪连发了一百多道改革诏令，从废除科举到裁撤冗官，从设立新式学堂到整顿军队，几乎涉及了国家体制的方方面面。
说实话，光绪的这些改革措施有的确实操之过急，一百多道诏令同时砸下来，地方上根本消化不了。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改革触动了大量既得利益者的痛处。被裁撤的官员成群结队地跑到颐和园向慈禧哭诉，说光绪皇帝“背弃祖制，任用奸人”。
慈禧一开始并没有立刻出手，她只是在颐和园里冷眼旁观。但是当变法触及到核心利益的时候，她坐不住了。
更重要的是，维新派做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他们想借助袁世凯的武力来“围园杀后”，也就是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围园杀后”如果落实的话，历史上的一切都将改写。
但事与愿违。1898年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秘密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住处，把计划和盘托出。袁世凯听完之后，当场表示坚决支持。可是谭嗣同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就坐火车赶回天津，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荣禄。荣禄连夜赶到颐和园，把消息传到了慈禧耳朵里，慈禧连夜赶回紫禁城。
八月初六的清晨，慈禧突然出现在皇宫中，光绪措手不及。慈禧当众训斥光绪，宣布重新训政。光绪被送到中南海瀛台软禁起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就这样戛然而止。
光绪被困在瀛台的日子，那才叫一个惨。据当时伺候过光绪的宫女回忆，他住的地方潮湿阴暗，冬天冷得要命，窗纸破了都没人给糊。有一次光绪冻得受不了，让太监去跟李莲英说。李莲英赶紧跪下来谢罪，然后立刻叫人把窗纸糊好了。但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李莲英亲自过问，底下的人根本就不当回事。光绪名义上还是一国之君，实际上活的连个体面都谈不上。
光绪和慈禧之间的较量，表面上看是光绪输了。但仔细想想，光绪背后站着的是整个维新派的力量、是他作为成年皇帝的名分、是开明士绅阶层对改革的期待。这些力量加在一起，都不能撼动慈禧分毫。这说明什么？说明慈禧在朝中的控制力，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
五
如果只看上面这些故事，你可能会觉得，慈禧真是无人能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真的没有人能制约她吗？当然有。而且不止一个层面的制约。
我们先来说说制度层面的约束。清朝的宫廷管理，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定。前朝在管理太监、管理后妃方面留下了很多教训，所以清初的几个皇帝费了很大力气建立了一整套规矩，写进了《钦定宫中现行则例》里。
比如，后妃的活动范围是有明确限制的，日常起居都有宫女太监随行。这些宫女太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被记录下来，等于是二十四小时无死角的人形监控。后妃们想单独见什么人，基本不可能。
再比如，清朝对太监的管控之严，在历代都算是出了名的。顺治皇帝专门立了一块铁牌立在宫里，上面写得很清楚：太监不许干预政事，不许交结官员，违者凌迟处死。雍正更是规定太监的品级不能超过四品，因为他亲眼看到过身边的太监像苏培盛那样与亲王坐着聊天，他很清楚这种做法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这些规矩，在慈禧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基本上都得到了还算忠实的执行。
但是到了慈禧手里，很多规矩就被她慢慢改了。李莲英被赏了二品顶戴，这直接打破了雍正定下的太监不能超过四品的铁律。慈禧身边一些大太监的地位水涨船高，甚至能跟朝中大员平起平坐。
不过，即便是这样，慈禧也并没有让太监真正地干预朝政。李莲英虽然受宠五十多年，但他从来没有像明朝的魏忠贤那样直接插手国家大事。他很清楚自己的本分是什么，也很清楚慈禧可以给他的和不能给他的分别是什么。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李莲英能够在慈禧身边待那么久而没有被清算的原因——他懂得分寸。
另一个对慈禧构成制约的因素，是宗室的力量。清朝的皇室宗亲在政治事务中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分量，尤其是近支亲王。奕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虽然是慈禧的对手，但也是咸丰的亲弟弟、道光皇帝的儿子，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嫡系血脉。慈禧敢打压他、罢免他，但不敢轻易杀掉他，因为杀亲王不是小事，这会动摇整个宗室对慈禧的态度。
事实上，在戊戌变法之后，慈禧也曾一度想废掉光绪，换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帝，已经正式立了“大阿哥”。但这件事遭到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朝廷里的大臣不同意，地方上的督抚们也不同意。最关键的是，西方列强也不同意。英国公使窦纳乐直接表示，如果光绪被废，“各国将不承认新皇帝”。
在各种压力之下，慈禧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她可以囚禁光绪，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傀儡，但要彻底废掉他另立新君，她还是做不到。宗室的不买账、地方督抚的消极抵制、洋人的干涉，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制约网络，让慈禧在有些事情上不得不收敛手脚。
六
除了内部有各种明里暗里的制约，来自外部的压力也让慈禧尝到过无力的滋味。
这里不能不提1900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东南互保”。
事情要从义和团说起。义和团最初在山东一带活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烧教堂、杀传教士、拆铁路电线。到了1900年春夏之交，这股风潮蔓延到了直隶和京津地区。怎么处理义和团，在朝廷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
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一派，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对抗洋人。这些人相信义和团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简直就是天降神兵。而以荣禄、袁世凯等人为首的另一派，则坚持义和团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必须坚决镇压。
慈禧的态度一开始是摇摆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件让她震怒的事情——有消息说，列强准备强迫她归还政权给光绪。加上载漪等人不断在她耳边吹风，说义和团忠心可嘉、可以倚重，慈禧最终做出了一个后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决定。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
向全世界十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宣战，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是一个特例。
消息传到东南各省，两广总督李鸿章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直接了当。他看了一眼宣战诏书，说了一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意思是说，这是乱命，我广东不听。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态度也是一样。他们联名复电朝廷，指出东南地区没有义和团，无法执行宣战诏书，要求朝廷收回成命。与此同时，他们开始了另一个更大胆的行动。
在盛宣怀的奔走联络下，东南几个督抚和各国驻沪领事达成了一项协议，叫作《东南保护约款》。核心内容很简单：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这相当于在战火纷飞的局面中，东南半个中国宣布保持中立。
参与东南互保的，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这些人的辖区加起来，覆盖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人口占全国一半以上，财政收入占六成以上。他们联起手来抗旨不遵，慈禧除了干瞪眼，还能做什么？
有人可能要问：这不就是公然抗命吗？事后慈禧怎么没有秋后算账？
其实慈禧事后也想过追究，但她实在没法追究。第一，法不责众，半个中国的封疆大吏都参与了，你能全撤了吗？第二，东南互保的结果客观上确实保住了一大片相对安稳的地区，为后来收拾残局留下了一线生机。慈禧心里清楚，如果不是东南督抚们抗旨，大清可能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没有了。
所以八国联军撤兵之后，慈禧不光没有惩罚这些督抚，还在上谕里称赞他们“老成谋国”。刘坤一死后，追谥“忠诚”；张之洞被调入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呕心沥血，不久后病逝，谥号“文忠”，备极哀荣。
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赤裸裸地展示了慈慈禧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真的没人能制约她吗？禧权威的边界。她的意志在京城以内、在满汉大臣中间也许畅通无阻，但一出京城，到了手握重兵、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面前，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尤其是这些地方督抚背后或多或少都有西方列强的影子，慈禧更是投鼠忌器。
七
如果说上面这些讨论还停留在比较宏大的层面上，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看慈禧日常生活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许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个看起来呼风唤雨的女人，在宫墙之内其实也被各种各样的规矩缠绕着。
金易、沈义羚两位作者根据一位何姓宫女的晚年口述整理出来的《宫女谈往录》，是了解慈禧日常生活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资料。这位何姓宫女十三岁进宫，在慈禧的储秀宫里伺候了整整八年，对慈禧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她的回忆提供了正史里绝对找不到的鲜活细节。
先说慈禧的吃。慈禧一次正餐要摆一百多道菜，不管是住在紫禁城的储秀宫里，还是在颐和园的乐寿堂中，甚至外出乘火车，这个排场都不能缩减。但有一个规矩让这位老太太其实很别扭——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是“吃菜不许过三匙”，就是说，她再怎么喜欢一道菜，也不能超过三筷子。宫里太监在旁边盯着呢，一旦超过三筷子，这道菜就会被撤下去，而且接下来好几个月都不会再出现在桌上，理由是怕被人摸准了太后的口味，投毒。
更让人觉得不近人情的是，慈禧自己爱吃什么，底下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因为她从来不在吃饭的时候表现出对任何一道菜的偏爱，永远是面不改色地把每道菜都尝一口，绝不多吃。这样一来，御膳房不知道太后到底喜欢什么，也就无从揣摩上意。御膳房的太监们绞尽脑汁变着花样做菜，可谁也不敢说自己做的那道菜最合太后心意。
慈禧日常有个特别的爱好——闻香气。她不喜欢西洋的香水和精油，就喜欢天然的果香。于是宫里常年备着大量新鲜水果，不是为了吃，纯粹是为了闻。苹果、香梨、香橼之类的时令水果，一大车一大车从南方运来，摆在她起居的各个房间里。这些果子放一段时间就会氧化腐烂，必须及时更换。一年光是用来熏屋子的果子，就要耗掉十六万个以上。十六万个果子是什么概念？按当时的市价算，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而这些钱，都是户部从各地税收中拨出来的。
再说说穿。慈禧的衣服，每一件都是纯手工制作的精品。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的织造局有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女工，专门为太后制作衣物。一件衣服从织布到刺绣到裁缝，往往要耗费一个人或几个人好几天的功夫，而且样式花样绝不允许重复，每一件都要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慈禧对衣服的态度很特别：她基本上一件衣服只穿一次，穿过了就收起来不穿了。一年下来，光是苏州织造局为她做的新衣服就有一百三十五件，这还只是一个局子的产量。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慈禧真是想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没人管得了她。
但你仔细一琢磨，其实也不尽然。她那只吃三口菜的规矩，不就是祖宗留下的紧箍咒吗？她用的钱虽然多，但账目还是要经过内务府，内务府的账目最终还是要报到户部。她从内帑拿钱用得太多的话，朝廷里就会有人说话、上折子，话还往往说得很不好听。至于宫殿怎么修、银钱怎么使，很多时候并不能凭她一句话就算数，一定要走完复杂的程序。
顺治入关时定下的清朝家法，有一条祖宗规矩任何皇帝太后都不敢明着去改——那就是太监不许干预政事。慈禧虽然宠信安德海和李莲英，但这两个人从未能像前朝某些权阉那样直接插手国家大事。安德海出京南下被人杀了，慈禧气得不行，但最终也只能忍了。李莲英伺候了她五十年，终其一生都没能在大清的制度中获取一个足以左右朝政的政事位置。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替慈禧跑跑腿、传传话、当当眼线，仅此而已。
八
还有一个涉及正史不太记载但野史传说颇为丰富的话题，不妨在这里稍微提一下。
慈禧守寡时才二十六岁，之后在最高位置上坐了将近半个世纪。按照民间传说那些戏剧化的逻辑，这么一个权势滔天的女人，身边不可能没有各种传闻。在西方人写的书里，这些传闻更是被渲染得绘声绘色。
英国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1910年出版的《慈禧外纪》里，就大量渲染了所谓慈禧宫闱秘事的离奇情节，这本书当年在英美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后来学术界逐渐发现，白克好司这个人并不太靠谱，书中很多细节很可能出于虚构。虽然如此，这本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却延续了很久，让很多人对慈禧产生了某种固定的印象。
但是，从清宫的实际管理制度来看，这些传闻其实站不住脚。前文已经提到过，后宫嫔妃日常活动时，身边永远跟着一群宫女和太监，每一个人的言行都会被记录。后宫戒备森严，晚上宫门落锁之后，任何男子不得留宿，这是铁律。慈禧虽然是太后，地位尊崇，但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绕过这些制度。清朝祖制对后妃的约束之严，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在这种几乎透明的环境里，所谓的私密空间几乎不存在。
当然，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东西，野史里往往绘声绘色，真假难辨。但有一条可以确定：清宫的管理系统似乎并未因为慈禧的当政而产生根本性的松动。这些纷繁复杂的规矩，在慈禧活着的那些岁月里仍然在相当有力的运转着，她的私生活实际上被管控得非常严格。这件事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慈禧虽然大权在握，但她所生活的环境并没有给她留下太多可以去打破旧有规范的空间。
九
接下来要说的，大概是慈禧一生中最丢面子的一件事——她死后陵墓被孙殿英给炸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讽刺意味很浓的段子，但确实是真的。
慈禧的陵墓叫普陀峪定东陵，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这座陵墓从同治十二年开始修建，一直到光绪五年才完工，前后花了六年时间。最初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花了二百六十多万两银子，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则花了二百二十多万两。慈禧觉得自己比慈安少了四十万两，心里一直很不舒服。等到慈安去世、朝廷里没人能管束她了之后，她下令把已经修好的陵墓揭瓦重修，一修又是十多年，用料之奢华令人咋舌。隆恩殿前有一块独特的丹陛石，图案不是传统的龙在上凤在下，而是“凤在上、龙在下”，换句话说，压着龙。这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其实也透露了她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言说的渴望。
但最奢华的陵墓，反而引来了最惨烈的盗掘。
1928年7月——请注意，这时候慈禧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军阀孙殿英率部驻扎在清东陵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陵区。他的部队首先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地宫入口，然后蜂拥而入。
盗墓的过程在很多书里都有记载，细节就不多说了。总之，孙殿英的士兵将地宫里的随葬宝物洗劫一空，据说光是从慈禧棺椁中取出的珍宝，就装了二十多辆大车。慈禧嘴里含着的夜明珠被认为是一件极珍贵的宝物，士兵们为了把它取出来，竟然用刀划开了慈禧的面颊。
事发后，满清退位后仍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闻讯痛哭流涕，说这是“亘古未有之惨变”。他组织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前往东陵善后。善后人员到达地宫时，眼前的景象简直让他们不敢相信：慈禧的遗体被从棺中拖出来，扔在地宫的角落里，面朝下趴着。遗体已经长出了一寸长的白毛，脸部被刀划开的伤口触目惊心。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遗体重新处理好，用黄布包裹起来放回了棺椁。
一个人生前再怎么风光，死后也不过只剩一具皮囊。慈禧活着的时候控制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大清帝国，让皇帝跪在她面前称她为老佛爷，满朝文武莫不俯首。可是到了1928年，一群粗鲁的士兵用最野蛮的方式闯进了她的长眠之所，将她最后的尊严也践踏得干干净净。
更让人感慨的是，陪慈禧一起葬在定东陵、与她争斗了大半辈子的慈安，死后其实也未能幸免。普祥峪定东陵同样遭到了盗掘。她们俩活着的时候一个帘子后面两个人坐着，明里暗里没少较劲，到了最后，连陵墓的遭遇都差不多。
十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最初的那个问题：慈禧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真的没人能制约她吗？
慈禧的权力确实大。大到她能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时间里，处于大清这个巨大王朝的最高处，大到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更换皇帝、罢免亲王、调动军队、颁布诏令，大到整个帝国的大小事务最终都要经过她的点头才能算数。
可是，在她的上面，有祖宗留下的规矩制度，陈家代代相传的祖宗家法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在她的旁边，有宗室亲贵们的意见需要权衡，她虽然可以打压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却不敢把所有人同时得罪。在她的下面，有封疆大吏们的实力需要顾忌，“东南互保”这件事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而在她的外面，还有列强的干预需要应对。洋务派的势力、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影响、各国公使的态度，这些都是她不得不认真应付的因素。有时候，还得加上天气、收成、黄河泛滥或者北方饥荒之类的天意难测。
她的权力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为所欲为。在某些方面，她比明朝的万历皇帝受到的束缚还多一些——万历至少可以不上朝三十多年，让整个朝廷的运转接近瘫痪，慈禧可从不敢、也不愿这么做。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洗漱梳妆之后准点出现在帘子后面听政，几十年来风雨无阻。一方面是因为她有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敢掉以轻心，她需要一个表面上稳定运转的朝廷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有很多人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慈安多活二十年，如果奕訢的议政王头衔能够一直保留下来，如果光绪的亲政之路没有被种种不可抗的力量拦腰截断，如果戊戌变法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么晚清的历史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当然，历史没有如果。这些假设只能是假设。
但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慈禧从一个符号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是一个极其聪明、极其精明、极其有手腕的女人。在那样一个大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的时代里，她靠自己对局面的把握和对人心的揣摩，爬到了最高处，并且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很久很久。这一点，你不能不佩服她。
她同时也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她奢侈，她的排场大得惊人，她在国家打仗的时候还挪用海军军费去修园子，她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很低，她对光绪近乎刻薄，她的很多决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点，你也不能替她掩饰。
她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终年七十三岁。她死前的一天，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驾崩，两人相继离世，前后仅仅相隔二十个小时左右。光绪的死因一直到一百年后，通过现代科学手段检测他头发中的砷含量，才最终确认是砒霜中毒。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慈禧，但时间上如此之巧合，让人很难不产生联想。
她临终前立下遗诏，指定醇亲王载沣年仅三岁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她大概以为，立一个小皇帝可以延续她所熟悉的那个格局。可是她死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延续了两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正式终结。而她死后不到二十年，连她的陵墓都被人翻了一个底朝天。
我们读历史，常常会把人物简单分成好人坏人、忠臣奸臣。但真实的历史从来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都是由无数相互矛盾的细节拼凑而成的。慈禧尤其如此。
她身上承载了太多的东西：一个王朝末期无可挽回的衰败，一个女人在传统礼法社会中不可思议的崛起，一个精明强干而又处处受限的复杂灵魂。我们可以不认同她的所作所为，可以批评她的奢侈、短视和手辣，但回避她的过往，将她简单脸谱化为一个恶人，恐怕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偷懒。
说到底，历史不是用来贴标签的，而是让人去体会和品味的。慈禧这个人，以及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值得我们用更沉静、更复杂的眼光去看待。这大概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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